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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为什么要控制盐？
控制盐，才能收到钱。而且，这笔钱还是拿来救命和续命用的。
所以，古代国家一旦缺钱，就一定要控制盐，然后拿盐利给自己续命。
如果不缺钱，会不会放松对盐的控制？
这个可以有。国家财政充足，自然不会与民争利，收税也是有成本的。
但，古代国家的财政逻辑，决定了它一定会缺钱，一定要遭遇财政危机。这与经济是好是坏，没啥关系。一个原因是官僚集团和政府组织的自然膨胀，于是越来越缺钱；另一个原因是总要遭遇各种不确定的因素，于是肯定会缺钱。
因此，古代王朝，往往都要控制盐。
理解这个问题，需要从古代王朝的财政逻辑中梳理。
根据收税对象不同，古代王朝主要采取三种收税形式，分别是税人、税地和税商。
税人，要么直接收人头税，比如西汉的口赋；要么直接让老百姓干活，比如秦朝的徭役。全民皆兵的朝代，就是一种全民缴纳人头税的时代。方式粗暴，但足够简单。
税地，就是根据土地数量收税，你家有多少土地就给国家交多少钱。这种收税形式应该说比较公平。但丈量土地的难度系数，却比数人头的难度系数大。
税商，表面是向商人收税，而实际则是通过工商业活动，间接向老百姓收税。这种手段虽然“税人于无形”，但操作起来要比税地更困难。
三种收税形式，在不同时代，其侧重点不同。
西周以来，主要是税人。宗法分封把老百姓与诸侯大夫捆绑在一起，建立了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天下都是周天子的。通过分封，土地就都是诸侯大夫的。土地上的人，当然也是天子、诸侯和大夫的。同时，商品经济也不发达，所以想税商也税不了多少。这时候就只能全靠税人。
战国时代，鲁国施行初税亩。这是一个重要转变，从税人向税地转变。但，丈量土地这件事，不仅是技术问题，而且主要是政治问题。政治问题解决了，技术问题自然能够解决。王朝体制需要从分封治国转变到集权治国。能搞成的诸侯国，并不多。因为中间的贵族群体就是天然的反对派。
始皇帝统一天下，中央集权制算是彻底建立起来了。按理说，可以推行税地了。但没有那么简单。首先要推行郡县制，对六国旧制度进行彻底改革；其次统一度量衡，不确立技术标准就没法搞税地；第三还要驰道天下，最大限度地节约收税成本，山东收了税但运不到咸阳，也是白费。这些工作折腾差不多了，然后公元前216年，才“使黔首自实田”。啥意思？老百姓，也就是黔首，你们自己报告你家有多少土地，然后向朝廷交税。你到这个时候，举国的税地模式，才算建立起来。记住一点：这仍旧不是官府直接搞清丈，而是老百姓自己上报，上报多少、国家就认多少。为什么不是县官直接带着士兵、拿着尺子搞丈量？因为成本太高，做不到。
百代皆行秦政制，以后历代王朝差不多就都这么干。但干得都不好，因为根本没法干好。完成彻底的税地工作，直到清朝摊丁入亩才算正式完成。
一个比税人稍微复杂一点儿的税地，就这么难，就别说更高难度的税商了。所以，古代王朝的财政逻辑就是以税人和税地为主。国家行政效率高了，就多搞税地，因为有能力把土地清丈清楚。国家行政效率差了，就多搞税人，因为数人头、抓壮丁最简单。
比如西汉，为什么田租搞到了十五税一、甚至三十税一？不是统治者有多善良，而是行政效率太低，根本无力把土地清丈清楚。国家少收税、百姓主动交，这才能把收税成本给降下来。但是，汉朝的口赋却一点儿都不低，因为数人头还是能做到的。
说了这么多，到底跟控制盐有啥关系？
关系就在于这种财政逻辑，非常不稳定。因为你搞来搞去，无论是税人还是税地，归根结底都是在收农业税。农业税的基础是农业经济，平时轻徭薄赋没关系，百姓开心、国家滋润。但，国家出事了、要花大钱了，这时候你怎么办？
一个是天灾。水旱灾害就得组织赈灾，这笔钱从哪出？首先是靠积蓄，所以历代王朝都要建粮仓。但粮仓还是解决不了，汉朝的做法就是卖官鬻爵，国家在制度层面上搞腐败。从西汉到东汉，卖官鬻爵这种事就一直干，而且变本加厉的干。
一个是战争。汉武帝对匈奴发动了累年大战，这对西汉的财政打击是毁灭性的。因为农业经济根本应付不了这种高成本的游戏。这时候卖官鬻爵都不够，那就搞各种变态加强版的财政改革。其中一项，就是盐铁专营。这时候，就跟食盐扯上关系了。
在天灾和战争之外，还有一个慢变量，就是官僚集团和政府组织一定会越来越膨胀，所以朝廷就会越来越缺钱。在西汉，都不用官僚集团和政府组织搞膨胀，汉武帝就够了，各种淫祀滥祭，已经不知道花了多少钱。
所以，盐铁专营这件事，就不能停。于是，控制盐，就成了西汉朝廷一直要抓的大事。直到公元前81年，搞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盐铁之议，才让盐铁之事有所收敛。但，也只是把酒和铁还利于民了，盐的事没说。
文学贤良虽然道义凛然、旁征博引，但还是辩不倒桑弘羊。因为国事辩论不是比谁牙尖嘴利，而是看谁能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。
还是那个根本性的问题：无论是税人还是税地，都要建立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之上。但农业经济的弹性太差。细水长流的田租，根本应付不了天灾、战争等不确定因素。这还不算那个慢变量，即皇帝花钱修宫殿以及官僚集团和政府组织的自然膨胀。
而桑弘羊盐铁专营这个办法，却能够解决这个问题。因为盐铁实际上就是一种“税人于无形”的税商。
历史继续向前发展。到了东汉，政府对盐的控制还是没有放手。但豪族崛起、地方做大，于是盐利就从朝廷手中转移到了地方手中，或者说转移到了豪族手中。所以，东汉朝廷就一直缺钱，逼得皇帝只能年年卖官鬻爵，甚至连三公高官都要明码标价。因为朝廷真没钱。
南北朝直到隋唐，食盐就从官营变成民营了。原因不是政府变善良了，而是天下大乱。收人头收税都费劲，就别说控制盐了。北魏在冯太后改革之前，连人头税都懒得收，鲜卑豪贵们直接搞抢劫，把中原当成了牧场。但这个成本肯定非常高，所以不是长久之计。
但是，越是破乱不堪的时候，就越是容易演化出新的制度。均田制和府兵制诞生了，这种税地和税人相结合的新模式，有效解决了王朝财政问题。
同样是农业经济、同样是这么多的土地，东汉皇帝缺钱缺得卖官鬻爵，隋朝皇帝为什么富得流油？
因为你得看钱从什么人的手里收。西汉到东汉的路径依赖，就是田租太低，低得国家只能卖官鬻爵和财政改革。低田租的模式，就成了两汉的路径依赖，任谁也改不过来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非常大。田租就是税地，土地多的多交税、土地少的少交税，没土地的不交税。但国家养兵和养官的钱从哪来？田租不够，就只能收人头税，所以两汉的田租不高，但口赋不低。于是，问题就出现了，那就是隐匿人口和流民不断。没钱交人头税的，就变成了流民，然后流民造反；不交人头税的，就成为豪族部曲，因为只有豪族才有能力隐匿人口。所以，汉朝到了后期，就是朝廷真没钱而豪族真有钱，国家财政就只能搞到破产。
历代王朝中，隋朝是个奇葩，因为隋朝绝不允许偷税漏税。隋文帝杨坚是个守财奴，大隋官吏也有样学样，不管是土地税还是人头税，只能多交不能少交。隋朝的县官，甚至能把全县老百姓抓到县衙里一个一个数人头。
隋朝的确很牛，但再牛也解决不了那个老问题。农业经济的弹性太差，扛不住突然出现的大事件。
但隋朝不是因为财政危机把自己搞死的，而是杨广自己作、把大隋作死的。所以，这个问题轮到唐朝来扛了。
安史之乱，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。持续八年的举国内战，把大唐王朝的国库打得精光。所以，财政危机不可避免。你这时候就是卖官鬻爵也解决不了这么大的财政窟窿。关键是均田制和府兵制在盛唐的时候就已经崩溃了。于是，钱从哪来就成了头等大事。
说是江淮新财源为大唐续命150多年，但江淮新财源也不可能自己跑到长安给大唐续命。这时候就必须发挥制度的整合作用，把江淮财源给利用起来。怎么办呢？
首先是宰相杨炎的两税法，就是彻底的税地，向土地要征税。但是也不够彻底，中间也有大量的问题。然而，不管怎么说，以税地为主的帝国财政算是建立起来了，起码比汉朝强了。
其次就是解决财政的弹性问题，农业经济无力应付战争这种天大的变量，而安史之乱及以后，大唐的内外战争就没停过。于是，刘晏在江淮搞了盐业改革，就是收取盐利。
但刘晏的做法要比西汉桑弘羊高明得多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盐利效用函数。桑弘羊就是彻底的国家垄断经营，要吃盐只能跟国家买，国家卖多少钱就是多少钱。但刘晏却不这么玩。他充分发挥了民间市场经济的作用。刘晏把国家垄断经营变成了许可制，实行所谓的民制、官收、商运、商销。国家只控制盐的收购和批发两个环节，其他环节全都交给市场。国家与市场的巧妙结合，一下子就把盐利的收入提升了上来，而且商人的参与也极大地提高了盐的生产效率和质量品质。刘晏时期，大唐盐利的收入从一年40万贯增加到一年600万贯，占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。
有了这笔大钱，大唐才真正抓到了救命稻草。光靠土地产出，大唐就是怎么玩也扛不住150多年。
刘晏开创了新玩法，于是后世王朝就有样学样。宋朝在遭遇外敌入侵的情况下，也把盐利当成了救命钱。关于盐利，桑弘羊搞垄断经营的玩法，刘晏搞许可证的玩法，当然还有向盐商直接收税的玩法。而向盐商收税，就是直接税商了，这个难度系数太大而且见利太慢。既然是救命钱，那就只能怎么见效快怎么来。但宋朝人把三种玩法给玩了个遍，不同地区、不同时期，采取不同的收税方式。其中最主要的手段还是许可制，给商人发行“钞引”，让商人把从官府手中买到的盐运到指定地区去销售。
到了明朝，这种新玩法就又升级了。为了解决北方边地的物资运输问题，具体就是养活长城边上的几十万驻军，明朝施行开中法，鼓励商人向边境运送物资，然后也不给钱，直接发给盐引，也就是许可证。商人拿到盐引后，就可以经营食盐这种紧俏商品了。这时候，盐引这种许可证，就发挥了货币作用。否则，大明边地几十万军队的吃饭问题，就没法解决。效率要多低有多低的大明行政体系，给多少钱，也干不了这种事。
明朝后期，军事压力越来越大。于是，国家对盐又有了新玩法。明朝推行纲盐制，直接让少量商人花大价钱把经营食盐的特权兜底给买下来，而且允许世袭。桑弘羊是国家搞盐业垄断经营，唐宋是国家与商人一起搞垄断经营，而明朝这时候就直接让商人搞垄断经营了。
清朝也玩纲盐制，但少量商人垄断食盐，国家赚得太少，于是又搞起了许可证制度。政府发证、商人出钱，然后官商一起搞垄断、去赚钱。
梳理完这些，也就知道为什么古代国家一定要控制盐了：
农业经济弹性不足，所以国家必须开发出新财源来解决必然会出现的不确定问题，比如天灾和战争。
盐利以及各种创新玩法，成为古代国家的重要财政补充。到北洋政府时期，盐业实现了征税制。即便是这个时候，盐税仍旧是关税之外的最大收入。
工商业以及税商的弹性肯定更大，但税人于无形的税商，其难度系数太高，古代国家根本就玩不了，直到近代和现代才能搞税商。
这个问题还要引申出一个新问题，那就是为什么是盐？汉朝搞盐铁专营，铁以及其他商品就不行吗？
一个原因是盐的不可替代和必然消费性质，这是其他商品难以具备的特点。酒，可以不喝；铁，可以少用，甚至找其他东西代替。但盐不仅每天都要吃，而且不可替代。
一个原因是盐的管理成本足够低，即便是效率低下的古代政府也能经营，控制住几个主要盐场，就能实现对盐的垄断。
再一个原因就是各种围绕盐的创新玩法，比如国家垄断、特许经营、直接征税以及特许商人垄断，实际上就是一种税人于无形的税商。
可以说，古代国家围绕盐这种特殊商品，初步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税商。正是因为商品经济的足够弹性，才有效地弥补了传统财政的不足。所以，盐利才会成为历代王朝的救命钱或续命钱，而古代国家就一定要控制盐。
津心登怎么查权属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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